1947年3月，四保临江战役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东北民主联纵总部接到了来自前线的一份电报。总部的首长在接过电报后，眉头紧锁，面露忧虑。这时，战局尚未分出胜负，然而，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与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在战役部署上产生了明显分歧。
曾克林提议下一阶段应将进攻重点集中于一支较弱的国军部队，而韩先楚则坚持认为应该优先攻击一支较强的敌军。他们的意见严重对立，争论愈发激烈，最终无法达成共识。于是，两方都将各自的方案一并提交给总部，恳请总部做出裁定。
总部首长仔细阅读了两份电文后，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作出了选择。他决定采纳韩先楚的提议。很快，事实证明，总部首长的决策和韩先楚的军事眼光无疑是精准的。方案获批后，韩先楚立刻带领第三纵队与友军的一个师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在这一轮进攻中，我军不仅一举歼灭了国军的89师和54师的一个团，而且俘虏了超过7000名敌军，自己的伤亡仅为326人！这一战的敌我伤亡比达到了惊人的1:25，创造了战役中的传奇记录。
展开剩余81%随着战局的推进，韩先楚在南满地区继续发挥出色的军事才华。他与第三、第四纵队携手作战，密切配合，迅速展开夏季攻势，先后攻占了梅河口、东丰、海龙等关键战略要地，成功打通了南满与北满之间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韩先楚的军事指挥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现。
然而，在接下来的秋季攻势中，总部再次收到了来自前线的电报。这一次，韩先楚与第三纵队的政委罗舜初之间产生了分歧。罗舜初主张稳扎稳打，逐步逼近敌人，而韩先楚则提议采取“猛虎掏心”的进攻战术，通过急行军120公里，突然袭击敌军的核心阵地——威远堡。总部首长再一次陷入了沉思，这次，虽然他一贯谨慎，但还是决定支持韩先楚的大胆计划，并批准了他的方案。
事实再次证明，韩先楚的战略构思具有非凡的准确性。部队经过120公里的行军，突如其来地打击了敌人的心脏地带，国军116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此后，南满部队继续展开冬季攻势，攻占辽阳、鞍山和营口等重要城市，切断了敌军的海上补给线，同时为我军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海上通道。在这一波战役中，韩先楚再次展现了出色的指挥能力。
随着1947年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接下来的1948年，东北的最后决战即将到来。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曾克林接到了总部的通知，指示他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负责后方工作，并将第三纵队的司令员职务交给了韩先楚。
总部首长这一决定，显然充满深意，也带有重大考量。曾克林作为最早进入东北的指挥官之一，他的作战经验和领导能力无可替代。在接管沈阳、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后，他迅速将东北的局势向有利方向推动，为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曾克林是第三纵队的创建者之一，冀东16分区的部队和山东3师为基础，组成了这支强大的部队。第三纵队的部队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发展成东北战场上的主力力量，表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毫无疑问，第三纵队的崛起离不开曾克林的贡献。
然而，在人民军队中，组织永远高于个人。军事指挥官的选拔，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和部队的能力进行调整，而不应局限于个人贡献。尽管曾克林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但韩先楚的军事才华和此前的战绩无疑更为突出。因此，换将的决定，是为更好的战斗胜利和战争进程作出的理智选择。
曾克林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高级干部，一直坚定地听从党的号召，服从组织的安排。在担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五个月后，他重返部队，协助指挥了锦州战役，并参与了辽西围歼战。此后，他南下华北，参加了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克林进入了海军航空兵部队，成为了我军海军航空兵的奠基人之一，后升任空军少将。
韩先楚接替曾克林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后，迅速带领部队攻克四平，并参与了辽沈决战。特别是在锦州战役中，他成功俘虏了敌方高级指挥官范汉杰，并在战后继续带领部队参与辽西会战，攻占敌军指挥所，极大地打乱了敌军部署。之后，第三纵队改编为解放军40军，韩先楚继续率领部队在平津战役中表现出色，攻占了南苑机场，封锁了北平。
不久后，韩先楚升任12兵团副司令员，继续参加了渡江、湘赣、衡宝等战役，所到之处敌军节节败退。1950年，他指挥部队攻占海南岛，并在与薛岳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创了我军首次渡海作战的历史。此后，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在朝鲜战场上继续书写传奇，直到1953年因病回国。
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成为我军的杰出将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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